全球化背景下現代西方科學知識話語權不斷強化，導致地方性知識在較長時期內處于邊緣化困境。“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以及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理性呼喚，使得地方性知識再次回歸大眾視野，已在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有較多探索。與此同時，可持續也成為當前空間規劃理論與實踐中的重要命題，事關城市與鄉村的健康永續發展。因此，本文嘗試將地方性知識概念引入空間規劃中，結合當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在可持續發展導向下探討其應用前景，以期豐富我國可持續空間規劃知識與經驗。地方性知識發端于1960年代，由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提出，但并未給出明確定義，導致相關概念紛繁復雜，例如傳統知識、本土知識、鄉土知識等。從本質上來看，地方性知識暗含著人、空間與時間三大要素協調互動關系。具體而言，地方性知識是指在特定空間環境中，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總結積累起來的經驗，并在不斷適應自然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制度變化中更新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可靠性、技術的低廉有效性、地域性與針對性、靈活性與開放性等特性。國外地方性知識研究開展較早，相關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成果較為豐富，研究方法也從傳統的田野調查與“深描”民族志逐漸延伸出文化共識分析、參與式圖繪和參與式場景規劃等。由于國家地區文化背景與地域環境的差異性，研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在實踐應用層面，基本圍繞地方性知識的獲取與評價、與現代科學知識的融合互補，以及有效融入發展策略等方面展開，遵循著“現象解釋—數據提供—方案完善—參與管理—更新反饋”的應用邏輯。隨著全球化問題的日益凸顯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共同訴求愈發強烈，地方性知識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災變應對、社會公平保障、循環經濟發展與歷史文化傳承等方面已有初步應用。若想探討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具體應用，首先必須厘清地方性知識與可持續空間的關系。考慮到人在可持續空間系統中的載體與鏈接作用，本文提出以“文化”來解釋“制度”現象，其中包括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并將“生態”納入“環境”中進行考察，形成“文化—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空間系統構成思路。與此同時，結合地方性知識的基本內涵、形成機制與應用價值，可以認為其與可持續空間存在互饋關系。即可持續空間系統是由文化、經濟、社會和環境四個子系統相互協調與制約形成，地方性知識在過程中產生、演化與更新，并通過影響人類活動來推動可持續發展。反觀現實情況，地方性知識在應用于空間規劃時僅作為背景資料出現，規劃者也只是對其進行簡要評述，未能進行深入系統性分析，使其難以在實踐應用層面得以轉換而常被忽視。因此，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應用中應實現以下主要目標：（1）確保問題分析的客觀性與真實性；（2）優化空間規劃布局與資源要素配置；（3）實現空間的地方性解析與建構；（4）保障規劃實施與規劃決策的公正性。同時，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應用中應堅持以下原則：（1）以人為本統籌考慮可持續空間系統要素協調發展；（2）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激發空間活力；（3）以問題為導向有效整合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4）以地方性建構為目標重塑空間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發展實踐案例中的應用已基本覆蓋全過程，從現狀分析到方案生成，再到最終參與實施。核心是將地方性知識的視角、思路、方法與可持續空間規劃的具體內容進行有效銜接，以全球各國家和地區近年來相關可持續空間規劃實踐案例為參照，遵循“現狀問題剖析—發展愿景構想—規劃方案編制—實施計劃統籌—制度協調保障—評估修正反饋”的空間規劃思路，以及地方性知識形成過程中地方性的解析與建構規律，確保空間的可持續發展與地方性知識的保護與傳承同步推進。雖然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應用價值潛力巨大，但由于內外視角存在永恒的差異性，且空間規劃的公平與效率難以平衡，也面臨著以下難點，需要引起重視。其一，地方性知識基本已內化成為當地居民的行為習慣與價值觀念，使其具有“自持而不自知”和存儲碎片化的特點，因此需要在空間規劃編制過程中將傳統田野調查與文化共識分析、參與式圖繪等創新性研究方法進行有機結合，通過多次博弈建立信任，與“局內人”形成共識點，對獲取的地方性知識進行合理轉譯和系統性整合，并構建數據庫平臺用于知識保存與更新。其二，在具體指導規劃實踐的過程中，地方性知識顯著的地域性特征會使其有效性隨著空間尺度增大而降低，加之不同地方性知識背后是錯綜復雜的社會網絡與權利關系，在面臨共同資源的管理與利用時，難免出現相互惡性競爭與無效博弈的情況，從而導致空間規劃公平與效率失衡。因此需要將地方性知識置于全國乃至全球話語體系中，在空間規劃中完善不同知識體系的整合機制，形成強有力的制度保障。綜上所述，本文探討的應用框架遵循的是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的空間規劃基本邏輯，雖然在針對性和實操性方面略顯不足，但旨在挖掘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潛力。同時，借助空間規劃這一強有力的綜合實踐手段，對地方性知識進行系統性整合，與現代科學知識進行融合，能推動地方性知識的保護、更新與發展，逐漸超越地域限制、降低自身的應用阻力，從而擺脫當前邊緣化的困境，最終成為全球人類共同的知識財富。【摘要】全球化背景下現代西方科學知識話語權不斷強化，導致在較長時期內地方性知識陷入邊緣化困境。“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與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理性呼喚，使得地方性知識再次回歸大眾視野，并已在生態環境、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有較多應用探索。本文旨在對地方性知識的相關概念與內涵進行辨析，結合文獻資料與實踐案例梳理國內外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應用經驗，從基礎關系、目標原則、應用框架、應用難點等方面探討其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思路，以期為我國可持續空間規劃發展提供參考。
引言
伴隨著經濟聯系增強和信息科技進步而出現的全球化已成為必然趨勢，也逐漸向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政治、教育、社會和文化等領域延展。毋庸置疑，全球化在打破時空界限、加快要素流通、資源優化配置等方面有顯著的積極影響，更對本土經濟發展有強力的推動作用，眾多國家紛紛將其納入國家戰略。然而，21世紀初期的“反全球化”運動興起讓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全球化背后危機重重，文化殖民下文化多樣性減少、資源掠奪下生態環境惡化、資本統治下貧富差距加大等全球性問題逐漸浮現。此時，帶有歷史特殊主義色彩的地方性知識再次回歸大眾視野，不僅折射出現代西方科學知識存在的局限性，也反映出人們對傳統本土文明價值的重新審視，以及對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求。同時，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也使得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根植于歷史、傳統和當地生態環境的地方性知識具有超越時空的穩定性，作為寶貴的知識資源無疑是創新的重要源泉，關鍵在于如何挖掘其內在應用價值。目前全球范圍內地方性知識的發展情況不容樂觀，長期以來因難以獲取西方主流實證科學的身份認同而日漸邊緣化甚至消弭，倘若獲得實證科學的解釋，又面臨文化基礎的喪失。由此地方性知識成為眾多研究領域近年來關注的熱點話題，并逐漸從人類學、科學哲學、教育學等傳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向工程技術實踐應用層面延展。筆者對近十年相關的國內外文獻進行梳理總結【本文選取中國知網（CNKI）和 Web of Science（WOS）作為文獻檢索平臺，以“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本土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傳統知識”（traditional knowledge）、“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作為關鍵詞進行主題檢索，并對文中包含“可持續”（sustainable/sustained）、“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的文獻進行精煉，最終以中國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SSCI）和WOS核心庫為數據來源，檢索時間選取2010—2019年，經過篩選后共獲取有效的國內文獻350篇，國外文獻874篇】，結果表明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地方性知識獲取方法的創新；（2）地方性知識多元價值的評估；（3）地方性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的融合路徑；（4）地方性知識產權的法律支持；（5）地方性知識的恢復、保護與傳承。
在空間學科研究領域，囿于地方性知識適用范圍有限，其在實踐應用層面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僅在背景基礎資料分析階段有所涉及，且對地方性知識持有者的關照不足，導致地方性知識的生成與應用長期處于“黑箱”中。但是地方性知識所具有的地域性、穩定性、適應性等特質，使其在可持續發展成為全球命題的當下具有巨大的研究價值，并已有專家學者在可持續發展相關領域進行應用研究，雖然仍處于前期多學科分散式探索階段，尚未形成具有系統性的跨學科綜合理論體系，但對可持續空間規劃仍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對地方性知識的相關概念與內涵進行辨析，結合實踐案例梳理總結地方性知識在國內外可持續發展研究相關領域的應用探索經驗，明確地方性知識與可持續空間系統的內在關系，嘗試建構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框架，為我國空間規劃工作的開展提供新思路。當前學界普遍接受的是，地方性知識發端于1960年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但書中僅指出地方性知識與現代西方知識的差異性，以及與當地知識掌握者的密切關系，并未對其作出明確的定義。由此，引發了不同學科領域專家學者對地方性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關系的爭論。吳彤指出科學實踐哲學討論的核心是知識本性特性，并非知識的種類特性，所以現代科學與本土知識都具有地方性。面對地方性知識被視為對現代科學知識的反抗而成為“普遍性知識”對立面的情形，吉爾茨也回應道：“這種對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比如神經病學）與另一種地方性知識（比如民族志）的對立。”但也有學者認為，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實質上并不構成對立，單純強調任意一方都會陷入誤區，應積極結合形成正確的科學觀。全球化背景下隨著地域時空界限的消除，學者致力于推動科學知識本土化，實現與地方性知識整合發展，如此不僅能超越文化相對主義與普遍主義，推動跨文化研究創造的可能性，也能促進全球科學文明進步。
隨著地方性知識概念在不同學科領域延展，國內外學者也依據自身研究需求對其進行了不同解譯。規劃大師梁鶴年認定地方性知識既包括系統化的、正規的和深思熟慮的知識，也包括來自社會交往、社會經驗的“普通常識”“實用思維”以及寓言、隱語等。人本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所理解的地方性知識是因人們一起吃飯、居住、應對危機和分享環境而產生的共同理解和共識，如人與生態關系、生產活動的空間組織以及神圣空間的位置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相關活動中的解釋是“全世界的人類社會都開發了豐富的經驗和解釋，與他們所處的環境有密切聯系，這些‘其他知識系統’今天通常被稱為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或本土和地方知識（indigenous and local knowledge），包含復雜的信息、理解和解釋，引導全球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無數互動”。張永宏則從知識、權力與發展相互關聯的視角出發，認定“本土知識”包含地方性知識、被壓迫的知識和傳統知識三方面的內涵。
地方性知識延伸而來的概念紛繁復雜，由于受到學科背景、地域環境、文化差異、社會階級等多種因素影響，都難以脫離傳統與現代二元主義，且前置修辭限定詞多來自發展需要和時代話語，主要是揭示知識的實踐性、情景性和文化嵌入性特征。其中“地方性”不僅有空間屬性，更多強調知識產生時的特定場景，包含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與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以及特定的利益關系所決定的立場和時域。從地方性知識的產生與構成來看，暗含的是人、空間與時間三大要素協調互動關系，其中知識是主體，人與空間是載體，人的行為與空間形態是表征，人的行為與空間形態在長期相互作用下實現地方性知識的不斷更新發展（圖1）。由此，筆者推斷地方性知識基本等同于本土知識，側重于知識的空間屬性，其中鄉土知識限定于鄉村地區，傳統知識更強調時間維度，是與現代知識相對且包含地方性知識的概念，傳統生態知識則是其中與生態環境相關的部分內容（圖2）。具體而言，地方性知識是在特定空間環境中，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總結積累起來的經驗，并在不斷適應自然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制度變化中更新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可靠性、技術的低廉有效性、地域性與針對性、靈活性與開放性等特性。
2 地方性知識在國內外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應用探索
國外的地方性知識研究開展較早，相關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成果較為豐富，研究方法也從傳統的田野調查與“深描”民族志逐漸延伸出文化共識分析、參與式圖繪和參與式場景規劃等。由于國家地區文化背景與地域環境的差異性，研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在實踐應用層面基本圍繞地方性知識的獲取與評價、與現代科學知識的融合互補，以及有效融入發展策略等方面展開，遵循著“現象解釋—數據提供—方案完善—參與管理—更新反饋”的應用邏輯。隨著全球化問題的日益凸顯與可持續發展的共同訴求愈發強烈，地方性知識在生態環境、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的應用已有初步探索，包括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災變應對、社會公平保障、循環經濟發展與歷史文化傳承等方面，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表1）。
2.1 生態環境可持續：自然資源管理與生態災變防治當前人們逐漸意識到現代文明將會因為資源匱乏而崩潰，所以開始反思并求助于生活在地球上的先民們，試圖從他們與自然相互關系的發展演變中獲取經驗，包含對自然環境的觀察與理解、維護與利用的生態智慧與生存技能。隨著城市化與現代化的不斷深入，能直接接觸自然資源的機會越來越少，導致人們對其普遍缺乏認知，地方性知識成為自然資源管理與利用不可或缺的部分，涉及傳統農牧業發展、森林植被養護、水資源利用與保護等方面。當地方性知識開始廣泛應用于實踐時，地方性知識持有者的作用就逐漸突顯，制定相應制度鼓勵其參與資源管理成為關鍵。有學者在我國西南山區漢豐湖河岸景觀修復工程中將地方性知識作為重要規劃依據與數據來源，融合地方性知識調查與現代科學分析形成規劃方案，并與常規方案進行比對，再通過調查獲取公眾對方案的態度與偏好，最終結合公眾意見進行反饋修正，形成最終的景觀修復方案（圖3）。此外，在人類與自然相互適應過程中，災變的出現時常被人們解讀為大自然因人類活動的不當而予以的懲罰，從而衍生出神話傳說和宗教信仰，成為最初解釋世界的唯一途徑且影響深遠。而現代文明的發展卻讓人們對那些神話傳說嗤之以鼻，甚至對其冠以“迷信落后”等的帽子，殊不知那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神話傳說蘊含著應對自然災變的地方性知識。尤其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給各國家和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挑戰，如何跳出地方性知識與科學知識孰優孰劣的虛假二元論，理解并積極探索二者的整合思路才是關鍵。我國地理格局差異較大，分布著大量少數民族，豐富的地方性知識無疑是現代科學知識創新的重要理論來源，例如云南德欽縣藏族對氣候變化有著獨特的傳統知識體系，包括傳統利用牧草資源知識、藏醫藥藥用生物資源、傳統畜牧業生計方式以及傳統文化與習慣法等。
2.2 經濟社會可持續：國家戰略制定與地區社會治理為了更好地應對全球問題并實現可持續發展，僅依靠地方性知識理論層面的挖掘與技術層面的融合是遠遠不夠的，國家戰略制定與社會制度改革的深度結合也尤為重要。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宗教信仰千差萬別，對該文化中各類行動者的行為組織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特定的認知規則與價值觀。因此，對于擁有悠久人類文明史的國家而言，地方性知識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與價值，其保護與發展更被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南部非洲國家就將地方性知識應用于科技創新體系、教育政策和減貧計劃中，并將之納入立法體系、政府管理體系和國家建構視野，從而建構自主發展動力體系，以應對外來殖民文化的不可持續。在地區社會治理層面，獨特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都是隱形的社會治理資源，“因俗而治”是我國自古就有的治理邊疆少數民族的經驗，不僅能促進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能保障國家政權的穩固與統一。此外，當前“共同締造”行動在我國城市社區更新中成效顯著。以廣州泮塘五約微更新改造為例，通過地方性知識共享以及規劃角色向“局內人”轉變，推動社會資本完善與社區協作更新，使得更新改造效應持續放大，全面提升了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圖3）。在基層農村治理工作中，地方性知識是實現民主自治的重要保障，通過鼓勵鄉賢鄉紳參與治理，發掘地方傳統相關民約，提高村民參與意識等，能更好地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大大降低社會治理成本。近年來我國江浙鄉鎮創造的“民主懇談會”“鄉村典章”和“楓橋經驗”等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基層民主治理模式已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由本土資源演化而來具有差異性和復雜性的地方性知識文本不僅讓人們意識到實踐問題的特殊性，也能獲得“他者”的認同與理解，有助于民主傳統得以源遠流長。雖然目前國內外地方性知識在文化可持續方面的應用仍處于探索階段，但絲毫不影響其在傳統聚落保護與文化景觀傳承領域的價值，尤其是當人們意識到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同等重要時，地方性知識成為理解過去與洞察未來的關鍵，更是實現傳統與現代對話的重要途徑。因為傳統聚落與文化景觀是地方性知識重要的空間載體，蘊含著豐富的地方性知識，涉及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保護工作開展的重要內容，且需要系統性的發掘與整理才能真正實現傳承與發展。1998年中國與挪威合作在貴州建設梭戛苗族生態博物館，用于保護當地極具民族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核心建設指導思想便是在充分尊重地方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覺前提下介入保護。雖然在實踐過程中因缺乏公權機構的認證而與理想有所偏差，但通過地方認同來實現價值升華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與此同時，地方性知識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文化景觀，因為獨具特色和認知體系的文化景觀是因地方性知識體系與地方性自然環境作用于物質空間體系而形成的，包括建筑與聚落景觀、土地利用景觀與地方性居住模式等。張中華將地方性知識作為傳統鄉村聚落景觀的內在核心，提出挖掘地方性知識的特質信息并解析其內在本質、恢復傳統鄉村聚落景觀的“地方感”以及將地方性知識作為特色風貌營造的重要依據等對策，并以陜南柞水縣鳳凰古鎮為研究對象，探索了地方性知識在傳統聚落景觀保護與傳承中的應用。
3 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框架建構
若想探討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具體應用，首先必須厘清地方性知識與可持續空間的關系，所以本文嘗試對“可持續空間”進行系統性重構。“可持續性”來源于生態學中的“生態可持續性”（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描述的是自然資源保護與利用間的平衡狀態。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mment and Development）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明確其綜合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轉引自參考文獻[46]】。由此可知，“可持續性”描述的是一種理想化的過程、狀態或目標。盡管可持續空間概念多是針對城市提出，但是考慮到城市、鄉村、自然環境三者間的聯系日趨密切且復雜化，以及人文社會學科“空間轉向”的重要理論動向，故將其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空間系統進行討論。當前關于可持續空間構成尚未蓋棺定論，重點是通過各要素系統的協調來實現空間的可持續發展。考慮到人在可持續空間系統中的載體與鏈接作用，筆者提出以“文化”來解釋“制度”現象，其中包括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并將“生態”納入“環境”中進行考察，形成“文化—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空間系統構成思路。
與此同時，結合地方性知識的基本內涵、形成機制與應用價值，可認為其與可持續空間存在互饋關系。具體而言，可持續空間系統是由文化、經濟、社會和環境四個子系統相互協調與制約形成，地方性知識在過程中產生、演化與更新，并通過影響人類活動來推動可持續發展（圖4）。其中，文化與環境在資源利用中互動形成地方生計模式，反之亦能改善資源利用方式，優化空間適應性；文化與社會在文化傳承中互動影響本土文化藝術，反之亦能增加文化傳承內容，豐富空間人文性；文化與經濟在產業發展中互動促進傳統生產技藝，反之亦能加強產業經濟活力，激發空間創新性；環境與社會在人居建設中互動承載本土營建方式，反之亦能保障人居建設品質，提升空間宜居性；環境與經濟在環境保護中互動產生傳統生態知識，反之亦能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矛盾，加強空間可行性；社會與經濟在社會運行中互動積累地方自治經驗，反之亦能協調社會運行，保障空間公正性。
可持續空間規劃涵蓋規劃決策、土地利用、交通組織、開放空間布局、生活空間規劃等多項內容，也包括規劃決策到實施全過程，核心是通過規劃統籌引領實現空間可持續發展。當前地方性知識在應用于空間規劃時僅作為背景資料出現，規劃者也只是對其進行簡要評述，未能進行深入系統性的分析，使其難以在實踐應用層面得以轉換而常被忽視。因此，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應用中應實現四點主要目標：（1）確保問題分析的客觀性與真實性；（2）優化空間規劃布局與資源要素配置；（3）實現空間的地方性解析與建構；（4）保障規劃實施與規劃決策的公正性。重點在通過對地方性知識的挖掘與分析，將其納入當前的空間規劃體系，為具體規劃方案創新提供思路，能較好推進現代規劃理論在實踐中的本土化，也能洞察公眾參與規劃決策的“非理性”因素，從而使得規劃思路獲得更多認同，保障空間規劃有效實施與空間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應用中應堅持四項原則：（1）以人為本統籌考慮可持續空間系統要素協調發展；（2）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激發空間活力；（3）以問題為導向有效整合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4）以地方性建構為目標重塑空間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發展實踐案例中的應用從現狀分析到方案生成，再到最終參與實施，已基本覆蓋全過程。因此，應用框架核心是將地方性知識的視角、思路、方法與可持續空間規劃的具體內容進行有效銜接，以全球各國家和地區近年來相關可持續空間規劃實踐案例為參照，遵循“現狀問題剖析—發展愿景構想—規劃方案編制—實施計劃統籌—制度協調保障—評估修正反饋”的空間規劃思路，以及地方性知識形成過程中地方性的解析與建構規律，確保空間的可持續發展與地方性知識的保護與傳承同步推進（圖5）。
在現狀問題剖析階段，通過田野調查、“深描”民族志和文化共識分析等方法有效識別獲取多渠道來源的地方性知識，作為重要的現狀基礎數據補充分類梳理，避免過多先入為主地帶入先驗的、邏輯的知識，并在挖掘過程中將數據信息進行系統性解析，探尋不同地方性知識間的潛在關系，針對一定的空間區域形成地方性知識體系，建立地方性知識數據庫，便于相關規劃計劃工作的開展。同時，應明確規劃師在規劃編制中的主客關系，需要以“局內人”視角對現狀問題進行解析，找到不同知識體系下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并嘗試進行有效鏈接。例如周尚意等就以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為對象，通過發掘語義“原型”來實現地方性知識與專家知識的互動，從而彌補單一知識體系導致的對問題認知的片面性。
在發展愿景構想階段，當前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國內外空間規劃實踐面向未來發展的共同目標，因此除包含產業經濟增長、資源集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社會和諧公正與文化多元共生等內容之外，更應強化地方特色與場所精神，將地方性知識恢復、保護和傳承納入目標體系，提升居民的文化認同感。同時，地方性知識所蘊涵的傳統發展理念與本土理想圖景也能給目標制定帶來啟示，例如我國“天人合一”的生命共同體理念、“情理交融”的空間秩序思想，以及體現著生命秩序的“生生”思想等。
在規劃方案編制階段，地方性知識不僅能幫助規劃者決策，也能提供可持續空間規劃方案參考，提高規劃方案與本地實際情況的契合度，主要涉及生態環境修復、土地利用布局、產業經濟發展、歷史文化保護、交通道路組織、基礎設施配置等內容。重點是通過地方性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的有效整合，進行合理有效的規劃方案創新，例如在生態環境修復中，地方性的生態應用技術、傳統環境資源利用經驗、傳統生態環境適應法則、地方性的自然災害應對策略以及本土生物多樣性保護方案等內容均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在實施計劃統籌階段，應鼓勵地方性知識持有者參與規劃管理，協調統籌規劃方案實施進度，降低規劃實施成本。在制度協調保障階段，在完善“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協同參與規劃實施機制的基礎上，搭建起不同知識體系溝通式規劃平臺，確保地方性知識持有者的話語權，有效保障規劃的社會公平與正義；同時，挖掘地方性治理資源，深化研究與制定地方性法規，配套出臺地方性政策，確保規劃順利實施。在評估修正反饋階段，建立地方監督與反饋機制，定期進行規劃實施效果評估，并及時有效調整規劃方案，實現規劃動態維護，推動地方性知識的實時更新。雖然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應用價值潛力巨大，但也面臨著諸多難點，主要是內外視角永恒的差異性與空間規劃的公平與效率難以平衡所致。首先，因為地方性知識基本已內化成為當地居民的行為習慣與價值觀念，分散于志記文本與個體記憶，又或隱匿于空間景觀中，使其具有“自持而不自知”和存儲碎片化的特點。當“局外人”在進行地方性知識的識別獲取時，難以形成真實、客觀且系統性的判斷，容易導致過分解讀或認知偏差，從而忽視其根植于歷史中的穩定性。因此，需要在空間規劃編制過程中將傳統田野調查與文化共識分析、參與式圖繪等創新性研究方法進行有機結合，通過多次博弈建立信任，與“局內人”形成共識點，對獲取的地方性知識進行合理轉譯與系統性整合，并構建數據庫平臺用于知識保存與更新。其次，在具體指導規劃實踐的過程中，地方性知識顯著的地域性特征會使其有效性隨著空間尺度增大而降低，加之不同地方性知識背后是錯綜復雜的社會網絡與權利關系，在面臨共同資源的管理與利用時，難免出現相互惡性競爭與無效博弈的情況，從而導致空間規劃公平與效率失衡。因此，需要將地方性知識置于全國乃至全球話語體系中，在空間規劃中完善不同知識體系的整合機制，形成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包括多方知識持有者的對話平臺，厘清相應的權利與責任邊界，建立地方性知識共享機制，配備明確的激勵與補償機制，更好地指導規劃實踐應用，真正實現空間的可持續發展。
4 結論
在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下，地方性知識的傳統性、局限性、低效性等特質使其似乎難以在發展至上的現代社會中擁有話語權。盡管反全球化勢力背后的權利關系龐雜，動機和目的都有所差異，但是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折射出全球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例如現代性對人的異化、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加劇、資源短缺與生態破壞的不可持續等。由此地方性知識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等多元價值開始被人們所關注，其適應性、穩定性和開放性能較好地彌補現代科學知識的缺陷，以及全球性制度的本土適用性不足，成為促進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基于地方性知識在國內外生態環境、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的應用探索，本文嘗試建構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框架：首先明確地方性知識與可持續空間系統在“文化—經濟—社會—環境”系統要素相互制約與協調過程中形成互饋關系，確保將其研究視角、思路與方法引入可持續空間規劃的可行性；其次基本遵循空間規劃的基本思路，即“現狀問題剖析—發展愿景構想—規劃方案編制—實施計劃統籌—制度協調保障—評估修正反饋”，將地方性知識進行適應性融入，力求通過規劃推進地方性的解析與建構，實現文化多樣性保護，增強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
不可否認的是，地方性知識“自持而不知”、存儲碎片化、地域局限性等特質仍然會對其應用產生消極影響；并且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發展實踐中尚處于探索階段，仍需要展開跨學科、多領域交叉研究，進行更為綜合的理論建構與實證檢驗。與此同時，可持續空間規劃面向的具體對象在規模尺度、現狀問題、發展目標、實施機制等方面均有差異性，規劃應對思路與方案也有不同的側重點。本文探討的應用框架遵循的是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的空間規劃基本邏輯，雖然在針對性和實操性方面略顯不足，但旨在挖掘地方性知識在可持續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潛力，從問題切入視角、規劃角色定位、規劃方案優化、公眾參與等方面強化空間規劃決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同時，借助空間規劃這一強有力的綜合實踐手段，對地方性知識進行系統性整合，與現代科學知識進行融合，能夠推動地方性知識的保護、更新與發展，逐漸超越地域限制、降低自身的應用阻力，從而擺脫當前邊緣化的困境，最終成為全球人類共同的知識財富。
最后更新：2022-09-17 09:25:37
